如果说仰韶文化的发现，让世界惊叹于中华史前文明的古老与神秘，那么，庙底沟遗址的发现，则让世人领略了其神奇和浪漫的一面。5000年前，兴盛于渭水流域的庙底沟文化，以彩陶为标识，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大区域，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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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上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做客“南博讲坛”，以《庙底沟与中华文明》为题，讲述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重要意义，解答庙底沟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如何互动交流，庙底沟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进程。
繁复绚丽，庙底沟彩陶掀起史前中国文化浪潮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庙底沟类型则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重要文化类型，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到4800年。因1956年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和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等广大地区。
中原大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奔流不息的黄河水，肥沃丰饶的黄土地，为史前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绚烂多姿的彩陶艺术，正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辉煌印记。
彩陶是着色陶器的一种类型，特指烧制前绘彩的陶器。对比强烈的绚烂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图案，斑斓变化的繁复线条……彩陶不仅是史前人类的实用器具，更代表了史前时代卓越的艺术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沿着自己的脉络发展，中国彩陶延续时间长达5000余年。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区，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
以时间为线，王炜林为观众悉心梳理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渭水流域彩陶首先出现于老官台文化，先后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半坡四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程，形成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其中，庙底沟文化被看作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庙底沟文化彩陶以红底黑彩为主，同时也有红黑彩兼施和白衣彩陶等复彩。绘彩主要见于曲腹盆、钵和罐，基本都是外彩，少见内彩。不同于其他文化时期的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蜥蜴纹等象生图案及圆点、弧线、弧边三角等几何图形及花瓣构成的抽象图案最具特色。
“渭河流域彩陶的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王炜林说道。
以彩陶为媒，成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
尽管只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庙底沟类型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
在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局面。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与花卉纹彩陶为标识，庙底沟类型彩陶向四面八方传播，使得东到海岱、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袤区域，都被卷入到考古学上的“庙底沟化”过程中。
海岱地区与庙底沟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彩陶上出现了花瓣纹、旋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崧泽文化以及西南的横断山区、成都平原，出土彩陶上均可见花瓣纹；河套地区不仅有庙底沟典型的小口尖底瓶，彩陶上也有庙底沟典型的花瓣纹和几何纹……伴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的传播，庙底沟文化与周边同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华山为中心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
庙底沟文化彩陶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的传播，凸显出其强大的辐射力，同时包含在彩陶纹饰中的象征意义、艺术思维与实践的趋同，背后则是更深刻的文化认同。“以彩陶为媒介达成的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炜林表示。
在一番绚烂而又“强势”的传播背后，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讲座现场，王炜林为观众描绘了庙底沟先民生活的样貌。那是一个农业发展高度繁荣的时期：种植业以粟为主，还有黍、豆、麻、粱、稻等北方地区为主的各类农作物；畜牧业中的猪、牛、羊、狗、鸡等已经被驯化，林果业中的枣、梨、栗、桃等也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并被人类食用；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已经比早期更加先进和精致。人们的食物结构不仅有粮食，而且有肉类和水果类。
另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作为区域中心的一些特大型中心聚落甚至开始出现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这表明当时社会已经拥有了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
追根溯源，华夏之“花”由此绽放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华夏文明源于何方?千百年来，对于“过去”的追问，考古人从未停止。
讲座中，王炜林与观众分享了三种推论：鱼鸟相融、华夏之花、龙的传人，追溯鱼、鸟、花等彩陶图案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事实，以彩陶探寻华夏最初的源头，试图探寻中国文化的源何来、根何在，我们为何自称“华人”、“龙的传人”的答案。
鱼纹和鸟纹，作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最鲜明的标志，在彩陶上呈现出的互动，暗含了6000年前这两个族群间关系的变化。在五六千年前的关中平原，这两种文化类型大量分布，并且在年代上也有重叠。两种文化不断交融，慢慢的鸟纹和鱼纹共同出现在了器物之上。“鱼”强“鸟”弱、“鸟”强“鱼”弱的华夏社会更替变换，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最终实现了部族融合，这恰与传说时代炎黄二帝的互动相契合。
到后来，鸟纹、鱼纹和共生的鸟鱼纹不断被几何化抽象化，逐渐演变成为花的纹饰，并大量出现于之后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之上。作为庙底沟彩陶上的典型纹饰，“花”这一意象对于庙底沟文化而言显得独特又意义深重。古汉语里“花”“华”同音，“华”的本义为“花”。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鸟纹与鱼纹的融合，最终绽放成花，并随着文明扩散的浪潮，让这朵“华夏之花”成为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化元素。
龙的形象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史前遗存之中，半坡文化彩陶上的鱼很可能就是中华“龙”的母题和原型。与此同时，庙底沟文化融合了其他动物的形象特征，升华创造出早期的龙图像，并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改进和完善，最终形成今天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龙的形象同时是中国文化没有间断的一个标识。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洁茹/文 虞越/摄
上观号作者：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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